“在我刚到政检科工作不久，经历了一次边防检查站领导体制的变动。那是1973年8月，全国所有边防检查站都从解放军序列中改编成人民警察，完全变成职业化。干部办理了转业手续，每人四个月工资作为转业费，战士也办理了退伍手续。边防检查站改由省公安厅直接领导。这次变动和前几次变动一样，只是领导体制变动，边防检查站的名称不变、任务不变、福利待遇也不变，只是脱离了部队，完全地方化了。可是这次体制变动时间很短，仅持续了一年，到1974年9月又变成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，公安部和各省公安厅都成立边防局，恢复了武装性质，干部战士虽然没重办入伍手续，也自然又成了现役军人。”
“我这次在政检科工作时间较长，从1973年3月至1978年8月，将近五年半时间。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尤其是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，这一年中央三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。我们虽然远在祖国边疆，却时刻都在关注着北京的局势变化。这方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，一、二次国际列车中方的车长、乘警会及时把北京的动态透露给我们。北京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。”
“1978年8月我调到办公室任参谋，具体负责业务工作。满洲里边防检查站和其它边防检查站一样，机关不设司令部，只设办公室、政治处、后勤处。办公室职能和司令部相似，它是全站军业务和行政指挥机关，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参谋长。”
“我到办公室任业务参谋是具备良好条件的，我从入伍当战土起就在交检科工作，提干后也在交检科，前后实际在交检科工作六年多时间，对交检业务较熟悉。后来又在政检科工作近六年，政检业务也熟悉。这样我对陆路口岸客运、货运列车、汽车的检查监护及护照件的检查都能熟练地单独完成任务。当时满洲里边防检查站只有政检、交检两个业务科，后来又组建一个调研科为三科，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了。”
“办公室人不多，当时共三个人，一个主任，一个军事行政参谋，我任业务参谋。办公室虽然人很少，任务却很重，负责全站的行政、军事、业务的指挥协调工作，还要轮流参加政检科现场值班，有时政检科人手紧张还要上岗亲自参加检查。现场值班参谋主要是协助值班站首长处置现场发生发现的问题，了解掌握现场工作情况。由于当时中苏、中美关系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高度紧张，弄不好小事也会影响全局。因此，请示报告制度很严，需请示报告的事情很多，涉外问题事无大小，一律请示报告。满洲里离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将近三千公里，又无军用直线电话，用地方线路。那时通讯很落后，打一个长途电话经常要等几个小时才能接通，接通也往很难听清楚，可国际列车停车检查时间仅有100分钟，发现问题再请示，离开车时间已所剩无几。国际列车检查经常有事需要请示，为此经常造成列车晚点。为尽量保证列车正点运行，边检站申请安装了一部长虹电话，长虹电话是一种特殊重要的电话，省部级电话会议以下的其它各类电话都要为其让路，而且线路质量好，声音比较清晰。可谓一部长虹在手，请示报告无忧。”
“业务参谋不仅经常参加现场值班，更重要的是对全站业务工作的指导。根据站首长的意图，拟定全站年度业务建设计划和年度业务培训计划，并分期布置实施；督促检查各业务科的业务工作开展情况；总结业务建设的经验；组织全站性业务培训；搞好每月的业务工作简报和填报业务报表；起草处置各种涉外问题和重要业务事项的专题报告等等。由于业务参谋仅一人，工作量又大，加班加点是常事。尤其是起草文件很多，涉外问题的处置要一事一报。处在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时期，需要请示报告的事情很多，业务参谋的工作量大增。”
“1979年春天我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，我军从云南、广西两个方向越南发起全线反击。我们地处北部边疆的部队也进入了一级战备，防止苏联从北部发动突然袭击以支持越南。当时中央对苏联可能采取的手段有三点基本估计，一是谩骂，二是恫吓，三是小规模入侵。因此我们也进入临战状态，除留下部分兵力保证正常执勤外，其余人员又一次进入南山临时工事中，家属也疏散到草原牧区。果然不出中央预料，苏联大造舆论，对我进行谩骂攻击，同时在边境一线大搞军事演习，就在十八里对面大量集结兵力，空中有飞机，地上有坦克、装甲车、步兵的联合军事演习，连续搞了几天，有突然袭击发动进攻的态势。”
“满洲里驻军完全进入临战状态，不过我方在边境一线并没有解放军设防，我国当时对苏战略是放进来关起门来打，满洲里只有边防检查站和市人武部及一个武警中队，一旦大打起来只能起报告情况的作用，如果能把敌情及时、准确报告给上级，实际上就完成了任务。至于能阻挡多长时间就很难说了，只有两三百名武警和部分民兵，武器装备只有步枪、冲锋枪等常规轻武器，连一挺重机枪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大炮、坦克、装甲车之类的重武器了，怎能应付现代化战争。所以干部战士都做好了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。”
“实践证明中央三种可能性的估计是正确的，苏方只是搞了谩骂和恫吓两步，并没有发动局部战争。在战备最紧张的时候，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不幸，我72岁的老父亲于3月在黑龙江我三哥家中病故。正值中苏边境形势最紧张、战争一触即发之时，我未能去给老父亲送终，留下终生遗憾。”
“我在办公室任业参谋的时间不到一年，又重回交检科工作。在办公室工作时间虽短，对我的锻炼提高却很大，特别是组织指挥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。参谋和检查员虽然都是一般干部，却有很大不同，当检查员只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策业务水平就可以了，不存在组织指挥问题。当参谋和当基层领导也不一样，基层领导只要根据领导的指示，认真抓好在本单位的落实就够了，而工作的规划、计划则是领导考虑的事。当参谋就不同了，除提高自己的素质外，还要上情下达，下情上达，要帮助领导出谋划策，要组织协调全站的业务工作，要搞计划、安排，要抓好落实，要总结经验教训，要起草大量文字材料。因此当参谋对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，提高谋略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，都是大有好处的。一个成熟的参谋不仅要领会和贯彻好预导的意图，还要对自己分管的工作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，献计献策，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，只有又参又谋才是成熟的参谋。我当参谋时间虽短，却受益匪浅，为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。”
“1979年5月，上级任命我为交检科副教导员，下令一个月后才去十八里报到，原因有二，一是一级战备结束要总结，二是参谋工作要交接。交检科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我从当战士时起就在交检科，先后在交检科工作多年，对交检科工作尤其业务已很熟悉，但做好全科的政治工作却是一副重担。因为交检科是个大科，差不多占全站总人数的一半，有干部也有战士，而且地处边境一线，业务工作量大，条件艰苦，又处于对敌斗争的最前沿。做好政治工作，使干部战士保持饱满的热情，旺盛的斗志，完成好执勤和战备双重任务，是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。我虽然是副教导员，因为没有教导员，就成了科里唯一的政工干部。业务科政工干部和其它政工干部有所不同，不仅要管政治工作，也要管业务。科领导要轮流值班，跟班执勤，负责处理检查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同时还要负责全科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具体事宜。我这次回交检科工作时间不长，前后不到一年，于1980年3月下旬接到了调往龚州工作的通知，就开始了做搬家准备。”
“回顾满洲里边防检查站近二十年的工作生活，令人心生感慨。我从十八岁当兵，就来到北部边疆为祖国守护北大门。1980年4月离开时已三十七岁，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北疆。近二十年来虽然没有做出惊人的成绩，却也踏踏实实尽了自己的努力。首先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，在零下五十度的高寒区，一干就是二十年，无怨无悔，为守卫边疆做奉献；二是经受住了岗位频繁变换的考验，先后在十来个岗位工作，满洲里边检站除后勤我没沾边，其它各个岗位都干遍了，先后在连队、政检科、交检科、政治处、办公室，还在地方三家单位参加三支两军，在每个岗位都圆满完成了任务，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；三是经受住了紧张战备的考验，这二十年也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二十年，在我去之前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，即将彻底破裂，不久苏联就由老大哥、靠背沙发变成了头号敌人。我离开后中俄两国关系开始解冻，朝着友好方向发展。我虽然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，却也经受了长期紧张战备的考验，为此也做出了个人的牺牲，儿子出生我未能陪伴在妻子身边，父亲去世也未能为老人送终；未能做一个合格的丈夫，也未能做一个孝顺的儿子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！”
说到这里，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但是老站长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老站长的话让吕子龙和丁洁也很难受，对于家庭的愧疚，他们感同身受。
老站长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，继续说道：“1980年4月，我和妻子调到了东海省公安厅边防局。从北部边疆满洲里调到东海省，一般来说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就连我们自己也完全没有预料到。我们这次跨省跨大区的调动，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促成的。一次公安部边防局一个工作组到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搞调研，带队领导在一次和我妻子偶遇闲谈时知道她是龚州人，而且我和妻子二人都是边检业务骨干，年纪又轻，当年都只有三十七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就主动提出东海有几个口岸正准备对外开放，你们愿不愿去?我们当然求之不得，岂有不愿意之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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